在供给侧改革的大背景下，缘何农业被重点关注？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又该从何处着力？就此，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专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叶兴庆，以期为读者带来权威解读。
化解农业供给侧深层次体制机制矛盾
中国经济时报：去年以来，国家层面就对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有提及，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更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置于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之后，亦作“深入推进”表述，您认为，该如何准确理解中央对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部署？
叶兴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篇“大文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深入推进这项改革提出了明确要求。既要从调整农业生产结构、更好满足全社会对农产品的现实需求和潜在需求破题，也要在转变农业经营方式、为农业发展注入新动能方面谋篇布局。从2015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要着力加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改革的推进理由一直被理解为是应对当前农产品供求失衡局面的必然之举，而出发点也一致定于促进农产品供需匹配上来。
但有必要说明的是，即便是我国农产品供求是另一种形势，比如农产品普遍供不应求、价格大幅上涨，同样也需要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如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强调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终目的是满足需求，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给质量，根本途径是深化改革。”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样应该是要通过系统性、整体性、根本性改革，化解农业供给侧存在的深层次体制机制矛盾，提高农业的质量效率和竞争力，提高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促进农业现代化进程。
这一点实际上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闭幕后的另一个重头戏——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的有关精神上体现得更为明确，比如，会议提出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以提高农业供给质量为主攻方向，以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为根本途径。”
中国经济时报：既然我国农业在供给侧出现了深层次的体制机制矛盾，那么在实践中其又有着怎样的问题表现形式？这些问题的存在能为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带来哪些启示？
叶兴庆：看待问题应该秉持辩证态度，即在深入理解我国农业发展阶段存在的问题之余，也应该对取得的成绩予以肯定。经过多年努力，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已经取得了明显成就。比如，目前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56％，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63％，全国农田有效灌溉面积占比达到52％，农作物良种率达到96％以上，家庭承包耕地流转率达到33.3％，化肥有效利用率达到35.2％，农药有效利用率达到36.6％。
当然，农业发展存在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不仅没有缓解，有些方面还在继续发酵。主要表现为四个“下降”，即国际竞争力下降、可持续发展能力下降、供需匹配能力下降、增收支撑能力下降。而在正确认清这些问题的客观存在背后，正需要我们树立以问题导向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想，继而让改革推进工作更加有的放矢。在国际竞争力方面。尽管2004年以来我国粮食产量实现了“十二连增”，其他主要农产品大多也在增长，但2004年以来我国农产品贸易也出现了“十二连赤”，且赤字额不断扩大。特别是尽管2015年全国粮食产量达到62143.5万吨、比上年增产1440.8万吨，但全年粮食进口量再创历史新高，达到13000多万吨、比上年增加2500多万吨。造成产量、进口量、库存量“三量齐增”的最根本原因，是农产品价格倒挂。而造成价格倒挂的最根本原因，正是我国农产品成本过高。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程度提高，人工和土地成本快速增长，我国农业缺乏国际竞争力的问题日益凸显。
在可持续发展能力方面。与传统工业面临严重的产能过剩现象不同，农业正面临严重的产能透支。现在我国达到的农业产能中，相当部分是通过透支资源和生态环境获得的。过量使用化肥和农药，长期超采地下水，侵占湿地造田种粮、造池养鱼，开垦陡坡耕地和易沙化土地，利用重金属污染耕地种粮种菜，农用薄膜残留土壤，这些生产行为增加了当前产量，但这是以牺牲子孙后代发展根基为代价换取的。在供需匹配能力方面。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农产品供给和需求会自发对接，形成相对稳定的匹配关系。但受农业生产特征、托市政策、进口体制等因素影响，我国农产品供需失衡问题较为严重。
在增收支撑能力方面。表现出农民收入的四大来源增长乏力，受农民工人数和工资水平增速下降影响，工资性收入增长不容乐观；受国际大宗农产品价格低迷和国内去库存的影响，家庭经营收入很难快速增长；受国家财政收入增速放缓影响，农民通过农业补贴和社会保障获得的转移性收入增速也会放缓；受集体资产存量分布不均、释放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红利需要时间的影响，财产性收入很难成为大多数农村地区增收的推动力量。这四大增收动力的衰减，苗头已经出现，今后一个时期甚至可能加剧。
